据报道欧盟制定中国光伏组件反倾销观察名单

因为其一，司法解决的是个案问题，因此具有明显的灵活性，这不同于立法。

（三）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补贴 对于法律援助队伍建设而言，办案补贴问题亦非常重要，既是对法律援助人员的基本经济保障，也是最基础的参与奖励机制。（二）经费的综合保障路径 法律援助的资金短缺问题并非我国独有，而是世界性问题。

（2）刑事法律援助与公设辩护人制度。尽管如此，基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援助办案经费短缺，仍然是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1.国际做法的考察与借鉴。《法律援助条例》没有规定经济困难标准的定义和具体指标，只有简单的授权。重新设置后的法律援助工作司及法律援助中心，统称为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服务机构作为事业单位，有时无法解决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固有弊端。法律援助的质量监管体系 在供需矛盾大、组织管理体制不畅以及经费保障严重不足的复杂背景下，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长期被忽视。第一，罚锾和没入可以归入财产罚，其内容和范围与大陆差异不大。

[35] 参见姜明安：《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7 ~ 349页。这是因为本条所列举的10个事项是全国性事务，涉及公民最为重要的自由权利和政治权利，关系着国家基本的政治、经济等制度，也关系着国家的法制统一，属于必须由中央立法机关立法的事项。然而从整体法秩序的角度，基于功能适当原则的考量，地方性法规应当具有行政处罚种类创设权，其既不影响国家法制统一，也未必违反法律保留原则。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处罚种类创设权除了受地方性事务的限定，还应当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事项之内。

对于省级地方性法规，根据《立法法》第72条第1款和第98条第2项的规定，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8] 在2017年11月12日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的新时代道路交通管理科学立法与公正执法研讨会上，多位实务部门的法制工作人员提及，现有法定处罚种类难以满足地方需求，呼吁为地方立法预留空间。

周佑勇：《行政法原论（第二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页。自2007年之后，功能适当原则逐渐为我国学者所关注。[29]依据法律保留原则形成的法律对行政行为进行限制，是由于法律具有直接的民主正当基础。[14] 目前以功能适当为标题或主题的文章有五篇，分别是张翔：《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从美国禁止咨询意见原则开始》，《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

他认为：由于命令公司解散属中央权限（公司法§7、§10参照），勒令歇业实质上亦与命令解散无异，所以在没有中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地方法规倘自行规定命令解散与勒令歇业等涉及公司存灭的管制罚，就有侵犯中央权限而违反法律优先原则之虞。也就是说，省级地方性法规创设行政处罚种类无事项上的限制。第三次发生的，两年内不予核发备案证。因此，失信惩戒措施即属于创设处罚种类的范畴。

因之，现实的压力要求对这些地方性法规的效力做更为审慎的答复。根据这些规定，地方人大与全国人大的会期相同，地方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期相似，但是由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往往集中在本区域，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往往分布在全国，因而从实际操作的层面讲，地方人大和常委会会议更容易组织和开展，这也意味着地方立法的频率和速度有可能更高，从而更能满足地方需求。

根据宪法，我国法制体系是统一的，又是分层次的。[13]在我国，司法对制定法的纠正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处罚种类创设权在一定条件下是正当的。《行政处罚法》第11条第1款也规定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然而，特定行政主体未依法设定和实施的对违法行为给予的行政制裁，未必不能称作是行政处罚，反倒是这部分行政制裁手段更值得行政法关注。从处罚种类上来看，地方性法规现有的设定范围可以归纳为申诫罚、财产罚和行为罚。以上两项规定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第二，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处罚种类创设权若不违反《立法法》第8条规定的范围，也就不违反法律保留原则。

[2]在解释该法第11条第1款时认为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其第8条规定的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不仅意味着国务院不得随意甚至不能制定行政法规，也意味着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不能制定地方性法规，且相关事项不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给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

至于数额、期限、幅度等应当通过立法程序予以规定与限制，从而尽可能地保障地方自治的效能。以上观点，也被一些日本学者所阐发。

[30] [日]佐伯仁志：《制裁论》，丁胜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是多元化前提下的统一，此种统一具体包括立法主体的多元化、法律渊源的多元化和法律规则与法律标准的多元化。

（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营业执照、暂扣或者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之外的其他执照。资格罚是剥夺或消减资格或权利之处分。而该条立法的初衷即在于保护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资格不被随意侵犯。[20]另一方面，单一制或联邦制的选择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目的。

第一，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处罚种类创设权具有民主正当性。学者将以上处罚种类归纳为人身罚（亦称自由罚）、财产罚、行为罚（亦称能力罚、资格罚）和申诫罚。

另一种是支持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处罚种类创设权。由于条例是由作为住民代表的议会制定的，因此即便是这种一般性的授权，也并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

[25] 梁西圣：《地方立法权扩容的张弛有度——寻找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黄金分割点》，《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3] 同上注，吴高盛主编书，第41页。

例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中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惩戒当事人，在执法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且这种执法方式已成惯例。[10] 参见余凌云：《地方立法能力的适度释放——兼论行政三法的相关修改》，《清华法学》2019年第2期。因此，相较于全国人大代表和国务院工作人员，地方人大代表所表达的需求更能体现地方特色。余凌云教授将之定义为行政机关通过对违法行为人给予精神上或者名誉、信誉方面的惩戒，使其感到羞辱，以后不再犯。

[21] 第二，功能适当原则有助于弥补联邦制与单一制的各自局限。这是在基于现有法律条文基础之上的一种解释论的尝试。

江必新大法官系统地诠释了该原则的基本内涵：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是整体法律秩序下的内在统一，也就是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规范的性质是统一的，法治的理念是统一的，法律的原则是统一的，法律规范之间是相互协调的。[32] 在我国，虽然立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中央保留的概念，但从《立法法》第8条和第9条的规定可以进一步解读出中央保留的涵义。

此外，根据该条款，市级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事项还可能由法律另有规定。但是有学者对此提出商榷意见。